伴随着“平安西湖”一纸蓝底白字的“警情通报”释出，“主持人涂磊被指性侵”一事有了基本定性。事实上，早在涂磊报案后，舆论层面很多人就觉得这事儿十有八九是造谣，尤其当村干部称举报涂磊女子精神有问题时，更进步可推断女子的指控有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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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即便如此，在警方没有给出权威通报时，涂磊依然处于风口浪尖，他甚至公开表示“心理压力很大”。之所以这样讲，倒不是刻意搞“事后诸葛亮”，而是对于“性侵指控”来讲，不管是真的，还是编的，对于被指控者来说，都会是难以承受之重。

由此，也就能理解，为何“警情通报”释出，明明理性上人们清楚“幻觉妄想”意味着什么，但是情绪上依旧难掩愤慨。因为放到更普遍的语境里，这祸能落到涂磊头上，就可能落到每个人头上。由此面对“警情通报”的“第二段”，也就是对举报涂磊女子状态地认定，比起她是什么状态，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这种状态的人“伤害”周遭。

一定程度上，从自拍视频、手持身份证、写“小作文”等等一些列操作来看，总觉得举报涂磊女子就是正常人，但是从警方调查后的结果来看，她又确实有精神问题。一方面，据家属反映并经调取相关资料核实，举报涂磊女子自2017年被医院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并接受过住院治疗，还有多次在多地医院问医就诊的记录；另方面，警方协调安排举报涂磊女子在医院就诊后，初步诊断为幻觉妄想状态。

就此，对于不了解精神病的人来讲，确实是难以理解的。以至于有人反问，她自拍视频、手持身份证、写“小作文”时就不精神病了，报警了立马就精神病了？只是从当前社会层面，医学角度来讲，这样的情况还真的存在。

以至于，无论是“村干部称举报涂磊女子精神有问题”，还是“警情通报”释出，舆论层面的争议始终是存在的。这种分歧不在于造谣的问题，而是对于精神病怎么看待的问题。甚至说得更直接一些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对待违法的精神病人。

惯例上来看，精神病是精神病人的“护身符”，也就是免罪牌。别说是造谣了，就是杀人放火，最多也只能找家属或监护人的责任，而对于违法的精神病人，受害者也只能一声长叹之后，认命认栽。

因为当前的社会秩序、道德律法就是这样规定的，认为精神病人的违法行为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完成的，所以作为对精神病人的关怀和包容，就尽可能地特赦他（她）们，而为了避免被他（她）们伤害到周遭，只能是加强对他（她）们地治疗和管控。

由此再去审视“警情通报”第二段最后那句“另经相关调查，暂未发现谭某（举报涂磊女子）存在受人指使情况，下一步警方将综合医学鉴定和进一步调查情况依法公正作出处理。”就能理解警方这样通报也是“没办法”，毕竟除了从这两个方面考虑这件事，真还拿被初步诊断为幻觉妄想的谭某（举报涂磊女子）没办法。

而且作为受害者涂磊估计也是一头雾水。这事要是硬追究吧，面对一个神经病人，所谓的弱势群体，最多也是追究家属或监护人的民事责任，而对于谭某（举报涂磊女子）来讲，根据“警情通报”的“第二段”来看，基本上意味着难以追责了。

不得不承认，就算“性侵指控”是造谣，但是就因为谭某（举报涂磊女子）有精神病，那么也意味着精神病压倒一切。就此人们也对近来的种种“性侵指控”作出感慨：“不怕精神病人造谣，就怕造谣人精神病化”。

换句话说，精神病人造谣，只要被造谣者清者自清，那么警方是能兜住是非的。但要是造谣人精神病化起来，被造谣者又不能完全说清楚，那么很容易让被造谣者陷入“小作文”泥潭。因此，舆论层面之所以对谭某（举报涂磊女子）很愤怒，更多是因为天下人苦“小作文”久矣。

另外，要是从福柯对疯癫（精神问题：社会层面和历史层面的认知）认识的角度来看，可能认为世界上存在多少人，就有多少种正常。因为在福柯看来，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，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。

因为从疯癫是一种文明的产物的角度来看，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世界中，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。一方面，有理性的人让医生对付疯癫，从而认可了只能透过疾病的抽象普遍性所建立的关系；另一方面，疯癫人也只能透过同样抽象的理性与社会交流。这种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，群体的无形压力和整齐划一的要求。

当然，就这种对精神病人另眼相看的文明，历来也是争议很大的。从语词的表达上来讲，“精神病”难免有歧视的意义，甚至也是句骂人话。所以有人就觉得，应该把精神病人无差别化，也就是看成正常人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，要是把精神病人绝对正常人化，就意味着他（她）们违法了也不再被特殊对待。由此再去审视当前社会秩序、道德律法对精神病人的特殊对待，只能说是在歧视的特殊化和保护的特殊化之间，保护的特殊化被文明性地固定了下来。

所以说回“主持人涂磊被指性侵”一事，最关键就是“警情通报”第二段最后那句“另经相关调查，暂未发现谭某（举报涂磊女子）存在受人指使情况，下一步警方将综合医学鉴定和进一步调查情况依法公正作出处理。”除了这个，舆论层面再怎么争论，也跟这个事情关系不大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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